一本就懂：台灣為何封鎖「小紅書」？一篇看懂背後的資安、詐騙與兩岸難題

1. 前言：一個App，為何引發兩岸數位風暴？

2025年12月，台灣內政部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熱門社群平台「小紅書」發布了一項為期一年的「網際網路停止解析或限制接取」命令，這相當於對其進行了技術性封鎖。一個廣受年輕人喜愛的App，為何會引發如此大的風波，甚至升級為兩岸官方的言詞交鋒？

這份說明書旨在為初學者清晰解析台灣政府此舉背後的兩大核心理由——打擊詐騙與資訊安全。我們不僅會探討事件的表層原因，更將深入分析此事件如何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前兩岸在數位時代下，根深蒂固的政治不信任與治理模式的巨大差異。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台灣政府提出的兩大核心理由是什麼。

2. 台灣政府的雙重理由：為何是小紅書？

台灣官方將此次封鎖行動，定位為一次基於「社會安全」與「國家安全」的執法行為，強調其決策並非出於政治考量，而是應對一個在台產生具體危害，卻又不願遵守在地法律的境外平台所採取的必要措施。

2.1 理由一：打擊詐騙的執法困境

消失的聯絡窗口：處理詐騙的法律真空

台灣政府指出，小紅書已成為詐騙集團的新興管道，然而在執法上卻面臨嚴峻困境。關鍵問題並非平台上「有」詐騙，而是當詐騙發生時，台灣執法單位「找不到人」處理。

• 案件數量驚人：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從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涉及小紅書的詐騙案件高達 1706件，民眾總財損約新台幣 2.4億元。
• 無法有效合作：與 Meta (Facebook)、Google、Line 等國際平台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平台在台灣設有法律代表或處理窗口，會依據警方要求下架詐騙訊息，並接收台灣政府開立的罰單。
• 已讀不回的請求：台灣曾透過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正式發函給小紅書的母公司，要求其遵守中華民國法律並提出改善方案，但對方至今 沒有任何回覆。

綜合以上三點，小紅書在台灣形成了一個「法律真空」地帶。台灣政府無法透過正常管道保護在該平台上受害的民眾，也無法對平台課以法律責任，因此最終選擇採取技術性封鎖的緊急手段。

2.2 理由二：資訊安全的國安考量

看不見的風險：數據流向與法律義務

除了眼前的詐騙問題，更深層的擔憂來自於資訊安全與國家安全。核心疑慮在於台灣用戶的個人資料，最終會流向何方，以及平台背後的法律義務。

根據中國大陸的《國家情報法》與《網絡安全法》，中國政府有權要求境內企業提供用戶資料。這意味著台灣用戶在小紅書上的個人資料，包括生物特徵（如臉部資訊），都可能被回傳至中國，並被其政府單位取用。

台灣數位發展部資安署的檢測報告，更揭示了小紅書App的驚人風險：在 15項檢測標準中，小紅書全數不合格，其主要高風險行為包括：

• 過度蒐集敏感資訊：App會讀取用戶的通訊錄、剪貼簿內容與精確地理位置，這些權限已超出正常使用所需，可能導致用戶隱私大規模外洩。
• 掌握生物特徵：透過臉部解鎖、美顏濾鏡等功能，App能蒐集並掌握用戶的臉部資訊。這些資料一旦外流，有被用於偽造影片或假冒身份，進行「精準詐騙」的高度風險。
• 數據回傳與分享：檢測證實，App會將用戶數據導向位於中國境內的伺服器，並可能與第三方共享，增加了資料被不當利用的風險。

台灣政府基於上述理由採取了封鎖措施。然而，中國大陸方面對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讀，將其視為一種政治打壓。

3. 中國官方的強烈反擊：這是「反民主」的政治操弄

對於台灣的封鎖決定，中國大陸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出面，發動了強烈的輿論反擊。

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批評台灣政府的作法是 「名為反詐，實為反民主」，指控此舉是在刻意製造「訊息繭房」，剝奪台灣青年使用社群平台、了解大陸真實情況的自由。

國台辦的論述將此事件定位為一場政治打壓，意圖阻止兩岸年輕人的正常交流。然而，在這場言詞交鋒中，出現了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當台灣媒體在記者會上反問：「中國大陸民眾也需要翻牆才能使用臉書(Facebook)、Google等平台，請問何時會對大陸民眾開放？」時，國台辦發言人未能正面回答，僅模糊地表示需「依法依規」使用。

這一回應被台灣官方與輿論視為雙重標準的體現，也讓整場爭論的焦點，從單一App的去留，轉向了兩岸之間更深層的治理模式差異。這場你來我往的爭論，不僅僅是針對一個App的去留，更揭示了兩岸在數位世界中根深蒂固的治理差異與互不信任。

4. 事件背後：數位時代的兩岸結構性矛盾

「小紅書事件」並非一個孤立的個案，它是兩岸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在數位治理領域的一次集中爆發。這背後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邏輯，以及兩個因政治而中斷的溝通隔閡。

4.1 兩種邏輯：一國法 vs. 區際法

透過下表，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兩岸在數位治理上的根本差異：

治理維度

中國大陸（一國法邏輯）

台灣（資安與區際法邏輯）

法律基礎

強調國家主權至上，以《國家情報法》、《網絡安全法》為基礎，將平台視為國家主權延伸的一部分。

強調在地法律優先，要求境外平台遵守在地的《個資法》與執法合作義務。

數據主權

要求數據在地化儲存，且政府有權依據國安理由，強制要求企業回傳用戶數據。

以國安為由，防止敏感個人資料（特別是生物特徵）外洩至對方法域，避免被用於監控或詐騙。

平台義務

平台有 隱性 的義務配合國家執法與情報工作，相關要求通常不透明。

平台有 顯性 的義務設立在地法律窗口、配合打詐要求、接受罰款管轄，法律義務明確。

4.2 兩個隔閡：政治不信任與溝通中斷

由於兩岸官方溝通機制——台灣的「海基會」與大陸的「海協會」——因政治因素長期停擺，導致像小紅書這樣涉及雙方法域的法律與執法問題，完全無法透過官方協商管道解決。

這個溝通真空不僅是外交僵局，更造成了實務上的死胡同。對Meta或Google等平台，問題可透過其在台的法律代表解決；但對小紅書而言，缺乏官方認可的正式管道，意味著即使公司有意遵守，也難以在不觸碰巨大政治障礙的情況下，找到正式的合規機制。最終，一個原本能透過法律合規解決的技術問題，被迫升級為單方面的主權執法行動。這不僅是小紅書的困境，更是當前兩岸關係困境的縮影。

那麼，從「小紅書事件」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它對未來又意味著什麼？

5. 結論：一個App封鎖案，給我們的三點啟示

綜合來看，「小紅書事件」為我們理解當前的數位政治格局，提供了三個重要的啟示：

1. 啟示一：數位主權不是口號，而是執法的底線。 當境外平台享受市場紅利，卻規避法律責任時，技術封鎖就成為政府捍衛數位管轄權，保護民眾權益的最終工具。這揭示了一個現實：當一個境外平台在境內產生大量社會問題（如詐騙），卻又不願或無法遵守在地法律時，技術性封鎖便成為政府維護其法律管轄權的最後手段之一。
2. 啟示二：信任崩塌的代價，是更高的合作壁壘。 此事件固化了雙方既有的負面印象。對台灣而言，是「中資平台不守法且具高風險」的又一例證；對中國大陸而言，則是「台灣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新藉口。這種不斷加深的互不信任，將使未來任何兩岸數位合作（例如共同打擊跨境詐騙）的門檻變得更高。
3. 啟示三：數位世界沒有圍牆，但有主權邊界。 社群平台早已不再是單純的社交或娛樂工具，它們已成為地緣政治的前線。一個App的法律合規問題，能夠迅速演變為主權、法律管轄權甚至意識形態的衝突。這提醒所有使用者，我們享受的數位便利，同時也將我們置於數據、法律與政治交織的全球賽局之中。

（廉政報主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