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臺南角頭陳建文之死後，從個人悲劇到地下秩序重組的警訊

一、從「江湖盛禮」看地下秩序的可視化

陳建文告別式之所以成為輿論焦點，並不僅在於排場，而在於其將長期隱於檯面下的地下秩序，一次性「可視化」。主辦、站臺、致意的名單，跨越本地派系與境外社團，等同向外界宣告，一套非正式但高度組織化的網絡仍在運作。

此類場面，既是對逝者的象徵性致敬，也是一種權力訊號的展示，對潛在競逐者形成威懾。在此過程中，天道盟盟主「鐵霸」曾盈泰擔綱主持，並可見四海幫、竹聯幫系統人物現身，顯示跨系統之間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在權力真空尚未明朗前，先穩住場面，避免衝突連鎖擴散。

二、陳建文的角色：地方角頭的「治理者」面向

陳建文在臺南被稱為「角頭」，其關鍵並不只在於個人暴力能力，而在於其長期扮演的「治理者」角色。他負責調停糾紛、分配利益、提供背書，並在不同勢力之間劃定行為邊界，某種程度上成為地方地下秩序的關鍵節點。

正因如此，其死亡不被視為單一刑案，而被普遍解讀為一場「秩序斷裂事件」：當節點消失，整個網絡的穩定性隨之動搖。

三、導火線的表層與深層

就表層而言，兇案源於車行帳務糾紛與信任破裂；但就深層結構來看，則是權威失衡與風險誤判的疊加結果。

其一，權威失衡。對被逐出核心圈的小弟而言，失去庇護等同被拋入高度競爭且缺乏保護的邊緣地帶，報復動機迅速升高。

其二，錯誤評估。對潛在風險的低估，使預警未能轉化為有效避險。地下秩序高度依賴「威信預期」，一旦預期被打破，行為便可能以極端方式修正。

四、個人悲劇如何放大為結構震盪

兇手蔡秉逸（綽號「蝦米」）的行動，將個人怨懟升級為對既有秩序的正面挑戰。更具破壞性的，是事後對其家人的騷擾行為，突破了「禍不及家人」這一道非正式紅線。

當地下規範失效，原本用以限制暴力外溢的機制隨之瓦解，衝突便不再受控，並快速向公共安全層次擴散。

五、關鍵變數更新：第二支柱倒下與接班路徑封閉

第一，第二支柱同步崩解。「土雞」林士杰原被視為最有條件承接陳建文影響力者，然而其遭槍擊死亡，等同宣告臺南地下秩序的第二支柱同步倒下，使原本可能的「本地勢力內部接手」路徑幾乎完全封閉，權力真空不但未被填補，反而急遽擴大。

第二，「寸尺」難以上位的結構性原因。另一名被點名的老面孔「寸尺」黃俊策，現階段並不具備實質接手能力，其原因並非單一，而是結構性疊加：一，健康與行動能量衰退，難以承擔高強度的調停與威懾角色；二，經濟基礎萎縮，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分配與庇護；三，號令力不足，既難壓服新生代，也無法對外來勢力形成可信阻嚇。整體而言，其更接近被動存續者，而非權力繼承者。

第三，從「接班競逐」轉為「碎片化失序」。隨著潛在接手者相繼失去作用，臺南地下結構已不再是「誰來接班」的問題，而是進入碎片化競逐階段，其特徵包括小團體林立、衝突門檻降低、缺乏具公信力的仲裁者，任何糾紛都可能迅速外溢為公共安全事件。這正是地下秩序最不穩定、也最危險的狀態。

六、外來勢力與跨系統介入風險上升

在本地權力真空擴大的情況下，外地或跨系統勢力試水溫的誘因明顯提高。過去在告別式中可見的跨派系、跨境互動，原本僅具象徵性「站臺」意義，如今則可能轉化為實質布局。

然而，外來勢力缺乏地方關係網，往往更依賴直接、快速的暴力手段建立威懾，反而提高整體衝突密度與不可預測性。

七、警政治理的時間壓力

對公權力而言，局勢已從「觀察誰上位」轉為「防止全面失序」。治理重點不在於特定人物，而在於三個層面：阻斷小團體武裝衝突的連鎖反應、壓縮外來勢力介入的操作空間、避免治安事件被包裝為「江湖恩怨」而被社會正常化。

在此階段，任何遲疑都可能被地下勢力解讀為空窗期，進而刺激更多試探性暴力。

八、結語：臺南地下秩序的臨界點

陳建文之死是序幕，林士杰遭擊斃則是關鍵轉折。當「可接班者」相繼消失，而「不可接班者」又無力承擔角色，地下秩序勢必進入高風險臨界狀態。

五年後的現今，台南黑幫接下來的走向，已不取決於某一位角頭的興衰，而取決於制度能否在碎片化全面定型之前完成接管。若未能把握此一介入窗口，短期內，臺南恐難避免更多以暴力方式進行的「秩序重寫」。

（責任主筆：賴劭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