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保證人：剴剴案引發的法律責任爭議

導言：這不是單一事件

剴剴案的發生及其後續的法律判決，不僅引發了社工團體的大規模抗議，更揭示了台灣社工制度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從法律責任的設計缺陷到基層工作環境的壓力，這起悲劇成為檢視現行社會福利體系的催化劑。本文將從事件脈絡、制度問題及國際比較的角度，探討台灣社工制度的改革必要性及未來可能的方向。

事件脈絡與時間軸

剴剴案發生於2025年底，案件中一名年僅五歲的男童剴剴因家庭暴力致死，相關社工被控未能及時介入而遭判刑。2026年4月，法院二審維持有罪判決，判處該名社工一年有期徒刑，成為台灣首例因未能妥善執行職責而遭刑責的社工案件。

該判決引發社工界的強烈反彈，數千名社工走上街頭，要求政府重新檢討社工法律責任的設計。他們認為，現行制度將社工置於「保證人」的角色，要求其對服務對象的行為結果負責，但基層資源不足、案件量過多，使得社工難以在現實中達成法律期待。

事件的後續發展包括立法院召開專案公聽會，行政院指示相關部會檢討社工責任條款，並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制度改革的研究。

主要行為者與利害關係

剴剴案的核心行為者包括涉案的基層社工、該名男童的家庭成員，以及負責監督社工工作的地方政府社會局。此外，社工團體、法律界和立法機關也在這場爭議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層社工強調，他們的工作本質是基於專業判斷提供服務，而非對服務對象的行為結果負責。法律界則對如何平衡公共利益與個人責任展開辯論，而立法院則需在社會輿論與專業意見間尋求政策的平衡點。

制度或結構性問題

剴剴案凸顯出台灣社工制度中的多重結構性問題：

• 法律責任設計缺陷：現行法律對社工的責任要求模糊，未明確區分「專業過失」與「不可抗力」的情況，導致基層社工在面對高風險案件時，承受過大的法律風險。
• 資源與人力不足：社工普遍面臨案件量過多、資源配置不足的困境，根據國內調查，許多社工每月需處理超過50件案件，遠超過國際標準。（數據待查證）
• 監督與支持機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對社工的監督多集中於行政層面，缺乏對基層工作的實質支持，特別是在高壓案件的處理上，社工往往孤立無援。

這些問題的疊加，使得社工在實務中難以平衡專業倫理與法律責任，進一步削弱了社會福利系統的效能。

比較分析與影響評估

國際上對社工法律責任的設計多以「合理專業判斷」為核心，並設有明確的責任豁免條款。例如，英國的社工制度規定，社工在履行職責時若已盡合理努力，則不對服務對象的行為結果負責。美國則強調社工的「風險管理」角色，並為高風險案件提供專門的法律與心理支持。

相比之下，台灣的法律框架對社工的期待過高，卻未能提供相應的支持與保障，導致基層社工在高壓環境中工作，進一步削弱了社會福利體系的穩定性。

若能借鑒國際經驗，台灣在改革中可考慮引入以下措施：

• 明確法律責任範疇，避免將不可抗力的結果歸咎於社工。
• 建立高風險案件的專家支持機制，降低基層社工的壓力。
• 提高社工待遇與資源配置，確保其有足夠的能力應對複雜案件。

後續觀察重點

• 立法院是否會提出具體修法草案，明確社工法律責任的範疇。
• 行政院及地方政府是否會加強基層社工的資源配置與支持機制。
• 社會輿論對社工角色的重新認識是否能形成共識，推動制度變革。
• 剴剴案是否會成為類似案件的判例，進一步影響法律實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