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教化可能性凌駕生命價值：台灣刑事司法的正義斷層

一、問題背景與公共關切

近年來，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之裁判結果，反覆引發社會對刑事司法是否過度偏重被告權利、而忽略被害人及其家屬正義期待之高度疑慮。特別是在被害人屬於純屬無辜、加害人手段重大殘酷之案件中，司法實務屢以「尚有教化可能性」作為否定極刑之核心理由，已與多數人民對刑罰責任、比例原則及公平正義之理解產生明顯落差。

此一落差若長期存在，將對司法信賴、法秩序穩定與社會安全感造成結構性侵蝕，已非單一個案爭議，而屬制度性問題。

二、現行制度之結構性失衡

（一）被害人僅被定位為程序輔助角色

我國刑事司法長期以來，以保障被告防禦權為核心設計，然而被害人之法律地位，僅以零散之「權益保護」方式處理，未被建構為具有明確主體性、可主張性與憲法價值之「被害人權」。

此一制度設計，使被害人在量刑形成、裁判理由及救濟程序中，實質影響力明顯不足。

（二）量刑理由過度抽象化

司法實務將「教化可能性」作為否定死刑之重要甚至決定性因素，然該概念高度抽象，缺乏可檢驗之客觀標準，易使裁判結果在社會觀感上顯得難以理解，亦削弱裁判可預測性。

（三）最高審裁判功能之角色混淆

在死刑案件中，最高審對程序與理由之審查密度極高，固然有其正當性，但若因此導致事實上極刑難以定讞，卻未透過立法或憲法層次明確宣示政策方向，將造成「事實上廢死、形式上未廢死」之制度誠信問題。

三、比較法觀察之啟示

以仍保有死刑制度之國家為例，其共通特徵並非忽視人權，而是在重大犯罪中，量刑評價明確以前行行為之責任、結果及對被害人之不可回復侵害為核心，並同時賦予被害者家屬高度程序尊重。

此顯示，被害人權與人權保障並非零和關係，而是刑事司法正當性不可或缺的兩個面向。

四、政策建議方向

（一）明確建構被害人基本權之法律地位

將被害人權自單純福利或保護措施，提升為刑事司法中之基本權結構。

（二）限縮教化可能性於量刑之適用範圍

明確規範教化可能性僅得作為量刑斟酌因素之一，不得單獨作為否定極刑之唯一或主要理由。

（三）提升重大犯罪裁判理由之社會可理解性

要求法院於重大刑度案件中，具體回應被害人法益侵害程度與社會防衛需求。

五、結語

刑事司法的最終目的，並非僅在於矯正加害人，更在於維護整體社會對法秩序的信賴。唯有在制度上回復被害人之正當法律地位，才能真正實現公平正義與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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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以被害人權為核心之完整修法條文架構設計

一、立法目的條款建議

明定本法目的在於確認被害人於刑事司法中之基本權地位，確保被害人與被告在程序上之實質平衡，並維護刑罰正義與社會法秩序。

二、被害人基本權之明文化

（一）被害人程序主體權

明定被害人為刑事程序之獨立權利主體，而非僅為證據或輔助角色。

（二）被害人知情權

被害人有權即時知悉案件進度、起訴內容、裁判結果及主要理由。

（三）被害人意見陳述權

於起訴、量刑、上訴審及非常救濟程序中，被害人或其家屬得陳述意見，法院不得形式性忽略。

（四）被害人量刑影響權

法院於量刑時，應將被害人所受不可回復之損害，列為明文審酌事項，並於判決理由中具體說明。

三、量刑基準修正建議

（一）前行行為責任優先原則

明定量刑評價應以前行犯罪行為之惡性、結果及責任為核心。

（二）教化可能性之限制

規定教化可能性不得單獨作為否定死刑或無期徒刑之唯一依據，並須提出具體、可檢驗之理由。

四、重大犯罪特別程序規範

（一）強化裁判理由義務

於死刑或無期徒刑案件中，法院應逐項回應被害人法益侵害、社會防衛需求及刑罰正當性。

（二）被害人家屬參與機制

設立被害人家屬於言詞辯論或量刑階段之正式陳述程序。

五、救濟與監督機制

（一）被害人程序權侵害之救濟

明定被害人於程序權遭侵害時，得提起相應之救濟。

（二）統計與透明化

要求司法院定期公布重大犯罪裁判之量刑理由統計與趨勢分析，供社會檢驗。

六、附則

明定相關修正之施行期程、配套訓練與司法實務指引制定責任。